我是北京工业学院５８级学生，１９６３年毕业分配到空军，转眼离校４０年了，现已退休清闲下来了，但是脑袋瓜子仍不能休息，过去经历的事总象放电影一样反复的重映。在学校的那短暂五年时光是整部“影片”中的一集，精彩片段节录如下：
      一、“团结互助，积极上进”的班集体
入学时我被分在第二机械系引信专业４５８２班干部，我们班有４０多人。这个班有四个特点：成员——高中毕业生（以下称：普通生）和调干生各占一半；年龄——大小相差十多岁；政治——共产党党员近二十人，入学伊始党支部就建在了班上；文化基础——普通生和调干生文化基础存在明显的差异，调干生原来的学历不同，有的只有小学程度，后来经短短的四年速成中学教育突击学完高中课程，知识掌握的并不牢靠。虽然五年中我们两次改变专业，最后毕业时的２１５８２班只有２４人，但是班上的成员结构没有太大变化。
       我们班的班风可以概括为：“团结互助，积极上进”八个字，在学校的五年时间里，我们就是学习、生活在这样一个集体中。
      开学后，从教室安排座位开始，同学就结成了“一帮一”的对子。学习上，普通生帮助调干生加深理解课堂老师讲授的内容，一起完成作业。特别是教育前系统复习功课时，这样的帮学活动随处可见，两位课代表（女同学）黄其贤、宋淑慧就更忙了，简直成了“助教”，经常给几个调干生解答疑难问题。调干生都有过或长或短的工作经历，象我们班的先后两任党支部书记王静、王哲同志，她（他）俩都是四几年的老党员，入学前已经是科、处级干部了。调干生在政治上成熟，看问题全面，处理问题冷静，他们象大哥哥、大姐姐一样在政治思想上帮助普通生进步，在生活上体贴、关心普通生。调干生的强烈学习愿望，刻苦学习精神，坚韧不拔的学习态度，深深地打动、教育着普通生。因此在这样的环境中，普通生学习更加努力，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在校期间许多普通生加入了党组织。在校时同学关系密切，毕业后不少同学还保持联系，４０年后的今天同学们仍怀念着这个班集体。
       二、我们普几次参加阅兵，接受毛主席检阅
      １９５８年８月底，我们刚入学正赶上台海局势紧张，“北京工业学院特种民兵师”宣告成立了，院长魏思文任师文、党委书记刘雪初任政委。成立仪式在大操场隆重举行，火炮、机关枪和坦克在主席台两侧摆开，民兵身着白衬衣、蓝裤子，按系整齐地排列在操场上。首先，师长、政委乘敞蓬吉普车沿着操场跑道绕场一周进行检阅，回到主席台上后，师长魏思文同志发表讲话，然后进行分列式，一队队民兵迈着正步从主席台前通过。庄严的场面、整齐的队伍是我第一次亲身经历，通过这个仪式我感到：这是一堂生动的入学教育课，我们这些未来的国防工程师将肩负起国防现代化，肩负起解放台湾的重任。
       从１９５８年国庆开始，在通过天安门的游行队伍中出现了“首都民兵师”方阵，其中总少不了我校民兵方队。因此，每年暑假开学后的九月份，几乎每天用半天时间进行队列训练，其间还安排两次深夜到天安门预演。我记得每次方队的领队都是二系副书记白志忠同志，他是１９５８年和我们一起到学校的，那时他还身着军衣，佩带着空国大尉肩章。在训练中他要求非常严格，耐心反复地人大家讲要领：站立时要“三挺一瞪”；行走时要“仰头、挺胸、静听大鼓声”；通过天安门时不准目视天安门城楼上的中央领导同志，而要保持队列整齐，这些要求至今难忘。九月的天气仍然很热，头顶烈日、汗湿衣衫，下操后上楼抬腿都感到困难，在艰苦、劳累的训练中没有人退却。这使我得到了锻炼，我参军后４０年的军旅生涯中也未再经受那样强度的队列训练。
      “十一”那天早晨四点钟起床，已有寒意之感，不得不在白衬衣内加件绒衣。但是等到我们十一点钟通过天安门时又热了起来，记得第一次受阅走到天安门广场时我已汗流浃背，到东华表开始正步走，用力振动我的眼镜顺着汗水沿着鼻梁下滑，为了不影响整齐，不敢用手托扶眼镜，我只好稍微仰着头，才避免眼镜滑下。参加受阅接受毛主席和中央首长的检阅，我们确实感到幸运和幸福。五年里我到底几次这样走过天安门记不太准了，因为开始时好象“五一”也是样游行过，反正每次都少不了我。按拿武器来计算；扛步枪、六○迫击炮、火箭发射筒各两次。
       三、轰轰烈烈的火红年代
      １９５８～１９５９年是我国轰轰烈烈的火红年代，是高举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年代，所以社会活动多、新鲜事多。
       盖猪圈——在校园的西边，位置好象在现在游泳池南侧，由我们二系新生用砖在平地上盖起一排排整齐的猪圈，好在我们中间有个别调干生曾经是建筑工人出身，我只配当小工、壮工，送砖、和泥都可以，反正不偷懒。
       大炼钢铁——当时党中央提出“十五年内赶上并超过英国”，“１９５８年我国钢产量要达到１０７０万吨”的奋斗目标。全国城市、农村都动员起来，土法上马大炼钢铁。那时我们上午上课，下午和夜里炼钢。我们系各班的“小炒炉”设在现“求实楼”那个位置。同学各有分工：供料——运来废铁，由于当时农民都集中食堂用餐了，因此原料中有收来的铁锅；炼钢——现修炉灶、制作风箱。方法：用杠铃在地上凿个圆球形的坑，然后在坑中放入铁、焦碳，盖上耐火砖，手拉风箱做鼓风机，烧到某种程序用钢扦（炒）搅拌，然后取出火红的铁渣放在铁臼中，用杠铃砸在一起，这样就算走完工艺过程，具体是不是钢？还需再化验，外表看起来好象是“豆腐渣”；宣传鼓动——把好人好事编成快板书、还作些打油诗、顺口溜等，在炼钢现场宣传鼓动，我被分到这一组。
      共产主义——１９５８年秋，全国大办公社，报纸上天天有惊人的消息，如：一亩地收几十万斤稻米；大白菜上面可以站人，这样的“卫星”一个比一个大，真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再有河北省徐水县宣布进入共产主义。这股浮夸风、共产风同样也吹到了学校，当时５６级的一个班也进入了共产主义，大家的钱、衣服放在一起共用，后来不知道家里还寄钱否？又是如何收的场？
       参加科研生产——第一学期考试后、放寒假前，我们又在系工厂参加了科研生产，研制“电子管测量仪”，好象是仿照德国产品。我们在高年级同学指导下，分别承担压塑料面板、下线绑扎电缆、焊接、检查测量等项工作。没等正式产品生产出来就放寒假了，我们退出工作。
 植树——我们班两次到门头沟区三家店的山上去植树，每次两个星期。山上光向秃秃的，土少、石头多，山上干旱，种的树很难成活。在山上种树要挖“鱼鳞坑”、“水平条”，可使雨水多保存些。每天只上午干活，下午天太热只好休息，可以到永定河中洗洗澡。因为我是班里的生活委员，在山上为大家做后勤保障，主要是协助炊事员师傅尽量搞好伙食、还帮助买粮、买菜等，所以没直接参加植树活动。
       四、共渡三年经济困难关
      １９６０~１９６３年在新中国的历史上称之为“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正好叫我们赶上了，困难到什么程度，跟现在的年轻人讲他们不太相信，但是每次见到浪费粮食现象时，我总不免回忆起那时挨饿的情况。
 造成当时困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中、苏关系破裂，苏联逼我国还债是主要原因：１９５８年大跃进中的浮夸风、共产风，所造成的损失和浪费也是重要因素。当时我们学校的伙食太棒了，食堂夜餐吃的肉丝炒饭敞开供应，盛炒饭的笸箩渗下的油流一地。为什么要提这一段，因为它与后来的生活相比反差太大了。
      １９６０年上半年，食堂里吃过很长一段时间米和土豆做成的混合饭，好在还不定量，仍然敞开吃。但是到了下半年，情况急转直下，开始调整每个人的粮食定量，个别饭量大的每月３５斤定量，饭量中等每月３０斤定量，饭量小的每月只２７斤，在用餐上两两计较，严格按照定量。现在看定量不算少，可当时缺肉少油，肚子里一点油水没有，在那时多数同学能一餐吃一斤馒头。营养不良造成一些同学身体浮肿，学校每月供应浮肿同学２斤黄豆。个别同学还得了肝炎而休学。那年冬天为保持同学体力，每天下午党团组织动员同学们回宿舍休息，以免用功消耗体力过度。学校在伙食上想了很多办法：为增加肉食，从新疆搞来黄羊；为解决餐具的清洗，从青海运来矿物碱面；组织同学挖野菜，到四季青公社食堂周围拣菜帮子；学校食堂做“双蒸窝头”——先把玉米面蒸一次，然后制成窝头再蒸一次，让玉米面两次吸收水份，蒸出的窝头体积是原来的１．５倍。这样可以满足用餐者的眼睛，但是欺骗了用餐者的肚子。下面再讲几件记忆深刻的事：
      １９６０年秋季开学，学校专业大调整，我们班的一半人改学导弹电气专业，那个学期划归一系领导。为迎接来年元旦，１２月３１日晚饭组织会餐，把每人的一个月全部定量的半斤肉作成十个菜，菜已摆上桌，大家围站（那时食堂没座位）在桌子周围，静听一系总支书记朱前标长篇致辞，而菜早就冰凉透了。
       为防个别人在饭票上造假，我参加过一系领导召开的专题讨论会，一直开到深夜，最后也没有研究出更好的办法。我记得当时会上某领导提出冲压金属饭票，因为一系有冲床。
      １９６１年暑假前，我们自动控制系（二系）的三个班（６０～７０人）到北京电机总厂（在朝阳区大山子）进行工艺实习十天，我再现后勤保障工作，预先与工厂食堂科联系，他们要求我们带蔬菜供应关系，以及十天定量的物品交给他们。为此，我到紫竹院附近的三虎桥蔬菜供应站办关系，还亲自用盆端上芝麻酱，挎包里装上糖和食用碱面，肩上扛着一面袋清洗餐具用的矿物碱面。从学校门前乘３３２路汽车到白石桥，换１０７路无轨电车到东直门，再换东—酒路无轨电车到大山子，下车后还要走一段路才能到工厂，实习期间不止跑了一次。７月炎热的天气，搞的我汗流浃背，狼狈像可想而知，我又能有多少时间专心地实习呢。
       五、排演现代京剧“降伏锉王”
      １９６０年，我们班在校工厂实习，正赶上大搞技术革命，钳工车间的师傅提出研制锯床、锉床、电动刮刀等项目，我们也就利用所学知识参加其中工作，画出的图纸，很快就能加工出零件，这样“真刀真枪”的干，激发起同学们的更大积极性。实习后我们班在杨锡光同志的组织下编排了现代京剧“降伏锉王”。大意是：同学在钳工车间与工人师傅结合，大搞钳工机械化改革，克服种种困难，制造出钳工用的机床。这出戏经系里选拔，参加了学校的文艺汇演，后来还到地质学院演出过，当时观众反映：形式新颖，思想性、艺术性都是不错的。
       最近的在我们班同学的一次聚会上谈起此事，曾庆红同志发表感想说（大意）：当时我们还真有点创新意识，那时就搞起现代京剧了，而全国现代京剧汇演是在１９６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