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标题：2020，新年新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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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2020年是十二生肖之首的鼠年，也是我国多项重大计划、项目的收官之年、起始之年。在“十三五”规划收官、第二轮“双一流”评选启动之际，中国高等教育驶向何方备受瞩目。

　　2020年也是多事之年。今年的春节假期在一场全民“战疫”中拉开，各方众志成城、力克难关。

　　在这样一个非比寻常的新年里，高教人士有何所思所想？且听一听他们2020年的新打算和新规划。

　　北京大学原常务副校长王义遒

　　盼高等教育从忙“虚名”到务“实益”

　　鼠年又到了。金鼠象征聪明、机灵，能够化大凶为大吉！一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正在全国肆虐，现在还不到追究疫情暴发确切原因的时候，不过隐隐约约浮现了一个字：急。多少事，从来急。不管有什么挡道，跨过去，弯道超车！

　　可世事却有万万急不得的，教育就是其中之一。中国作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大国，急什么？大学是否从社会边缘走向中心？国家经济转型升级中大学的贡献有多少？几所大学是世界一流……于是，大学自己给自己压担子，每年都提新要求、新口号、新计划，“六卓越一拔尖”“珠峰计划”“强基计划”……至于“拔尖创新人才”的特殊培养，更是由来已久。目前新增的“强基班”就是聚焦高端芯片与软件、智能科技、新材料、先进制造和国家安全等关键领域。

　　蔡元培先生曾说，“教育者非为已往，非为现在，专为将来。”要是一二十年以后，我国发展“卡脖子”技术的关键领域还是这些，我国岂不是大大落后于世界？将高等教育目标聚焦于当前的“关键”，我们吃过的亏还少么？“基础”之威力正在于当下还不知名，还不知道有什么意义的东西。

　　急的结果就是忙。谁都忙得要命，整天忙个不停。仔细备课，了解学生情况，细想科研发展突破点与前景？对不起，没有时间！忙什么？教师为了职称、评奖与头衔，管理人员需要政绩。政绩来自何方？所管人员的业绩。各种总结、检查、鉴定、评比层出不穷，加重了一线人员的负担。他们靠着各式各样的表格、报告来生活。在电子化时代，消耗的纸张却远比过去增加了几十、上百倍。

　　笔者前不久参与了一个国家重大科研课题的成果鉴定会。议程设有“科技查新”一项。让人大跌眼镜的是，一个权威机构写出的“查新报告”，居然说该研究课题提出了“在国内外科技文献中从未见过”的目标。其实所有同行都这样做，不屑一提。这等于是生理医学文章中“从未见过”有说“人不吃饭是要死的”的话。如此履行“常规”，除了再出一个中国式的“世界第一”之外，还有什么？

　　所以我们急的大多是急功近利的“虚名”，而非“实益”。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举措实在太多，学习外国也已学遍了。尽管是否学到家是另一回事，但什么样的尝试我们没有做过？所以，不妨来点“回头看”，向自己学。不过也难，我们有多少改革的举措是踏实地实施了至少一个完整学制？来得急、去得快，要找个经验教训真不易。所以，“创新”反而更容易，但“创新”不是价值标准，不见得都有价值；反而“知旧”必有价值，至少可以防止再犯老错误。

　　近日，网上流传一则故事：17世纪英国闹瘟疫，牛顿宅在家里不出门，想出了万有引力。不管是真是假，要是我国的教育管理人员趁着这个不出门、少聚会的机会，精心思索一下7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教训，找出一条下一步稳健发展之路，不是坏事变成好事了么？

　　但转念一想，这无非就是管理人员从面向上转到面向下，不要管得过多，下到第一线听一听教学科研人员所做所想；让教师们都安安稳稳、心无旁骛地专注教学，让科研人员静静地、寂寞地去钻研他们独立自由地想到的任何问题。这样，我国的高等教育必定会走上一条稳健、茁壮的发展之路。

　　上海财经大学常务副校长徐飞

　　关注“强基计划”培养方案

　　从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普及教育，高质量发展已成为题中之义。始自2016年的“双一流”计划第一个五年接近尾声，今年将进行“五年一滚动”的动态评价，下一个五年即将展开。在这样的时间点，我国高等教育更要突出强调高质量发展、加快发展和特色发展。

　　高质量发展注重原始创新和引领性。诺贝尔奖是体现一国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的重要指标。21世纪初，日本提出未来50年获30个诺贝尔奖的目标，许多人不以为然。但是，截至2019年日本已获得19个诺贝尔奖，平均一年一个。换言之，日本可能提前完成或超额完成既定目标。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迄今为止在科技领域仅获得一个诺贝尔奖，即屠呦呦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显然，跟跑、模仿创新已经走到尽头，中国必须坚定地走自主创新之路，其中最关键的是人才。因此，我们应更多去思考、解决如何培养拔尖创新人才这一问题，这是时代要求。

　　教育部近日出台的“强基计划”，就是要选拔培养有志于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且综合素质优秀或基础学科拔尖的学生，通过聚焦高端芯片与软件、智能科技、新材料、先进制造、国家安全等关键领域，解决“卡脖子”等受制于人的问题，从而实现自主可控。同时，聚焦国家人才紧缺的理科和文科领域，突出基础学科的支撑引领作用，重点在理科的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以及文科的历史、哲学、古文字学等专业招生。

　　强基计划只有36所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有资格申请，相较自主招生的90所高校，可谓极其审慎。当然，有资格并不意味着一定能批准。教育部在审查各高校的上报方案时，不仅看招生方案，更要详细审查培养方案。教育部明确要求高校要为通过强基计划录取的学生制定单独的人才培养方案，鼓励探索诸如免试推荐研究生、直博、公派留学、奖学金等激励机制，鼓励探索建立本—硕—博衔接的培养模式和学科交叉培养模式，尤其鼓励高校在小班化、学分制、导师制、书院制、国际化等方面加大力度。

　　强基计划在多大意义上成功要看执行效果，拔尖创新人才能否大量“大概率”涌现尚待时间检验。高校要增强使命感和担当意识，一开始就要“把经念正”，而不是把强基计划当作生源“掐尖”的手段。高校既要关心选拔，更要注重培养，要根据各校自身的比较优势，拿出特色的培养方案，回到特色发展的定位上。拔尖创新人才可能是偏才、怪才、奇才，不能搞整齐划一，要充分遵循人才培养规律，因材施教。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教授李岩

　　大疫面前坚守科研担当

　　2020年春节期间，湖北武汉等地区发生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疫情的严峻态势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疫情发生以来，我所在的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和协和医院积极投入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工作中。

　　作为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病毒学方向的研究人员，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型冠状病毒，虽不能亲临一线抗击疫情，但我们始终坚守实验室，希望通过科学研究，早日找到防控和治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有效办法。

　　在以往科研工作中，我对SARS、MERS等冠状病毒以及寨卡病毒等做过一定研究。疫情暴发后，我和同济医学院以及兄弟单位中不同领域的研究人员组建了一个科研团队。针对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的一系列靶标蛋白，我们进行了系统性的虚拟药物筛选工作，目前工作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筛选出了一些可能的小分子化合物。我们会进一步验证这些小分子化合物是否具有抑制病毒复制的效果，希望能够为防控疫情贡献力量。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曾说：“任何科学上的伟大创造，都是平凡的大量积累的结果。”通过参与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研究工作，我深切感受到，创新往往不是一个天才的突发奇想，而是大量科研工作者的高度协同和大量积累所产生的。目前所开展的研究工作，离不开科研合作伙伴的协同，也离不开日常科研工作的积累，包括我的学生们日积月累的基础研究。

　　展望新的一年，我们需要从回顾历史做起——2003年的SARS病毒、2012年的MERS病毒及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三者均属冠状病毒，基因同源性高达80%以上，但传染性、致病性、致死率都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那三者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基因密码？未来冠状病毒是否还会卷土重来？2020年，我们将尽全力探索新型冠状病毒的蛋白结构、致病机制等科学问题，而这一系列重大研究需要广大科研人员共同努力。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作为新时代的科技工作者，我更希望学生在未来面对未知病毒时，能从此次疫情中吸取宝贵经验，充分发挥基础科研人员与一线医生的联动作用，为人类健康竖起坚固防线。相信通过不懈努力，我们最终能战胜疫情。2020年，大疫面前，分秒必争，不负韶华，我们一定能赢！

　　乐动（中国）教学促进与教师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庞海芍

　　欢迎“教学学术”来中国

　　我的2020年，注定是忙碌的一年。我们将推出三件大事：四月相聚洛阳，举办第九届大学素质教育论坛；八月相聚北京，召开2020中国教与学学术国际会议；十月相聚成都，举办素质教育通识课程教学创新论坛。特别是今年8月21日至23日召开的2020中国教与学学术国际会议（SoTL-China）将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1990年，美国学者欧内斯特·博耶最早提出了多维学术观，包括探究的学术、整合的学术、应用的学术、教学的学术，后由李·舒尔曼等学者进一步发展。其中教与学学术在北美、英国、澳大利亚等掀起了一场普及和推广运动，极大地推动了高校的教育教学改革。教与学学术是指用学术研究的范式来研究教学问题，并在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改进教学实践。教学学术是教学研究的一个较高层次，也成为大学教师教学发展的理论依据。

　　国际教与学学术组织每年在世界各地举办SoTL年会，此次会议是第一次落户中国。我们积极申请在中国主办会议，连续申请了两三年，终于申请成功。2020是一个好记又吉祥的数字。我们相信，今年SoTL会议在中国举办，对促进高校一流课程建设，特别是对大学课堂教育改革有特殊的价值。

　　如今的高校课堂对年轻学生的吸引力不够。原因有三：“00后”从小的生长环境与从前的学生不同，传统的课堂很难吸引他们；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学生的个性、追求更加多元化，相对单一的教学方式难以吸引大多数学生；互联网的学习资源丰富，传统课堂要增加吸引力亟须改变。基于这三个原因，教育部也在大力推进课堂改革，如一流课程建设、打造金课等。

　　为什么要在中国推行教学学术？

　　大学教师基本都是博士或硕士毕业，经过了严格系统的科学研究训练，而提高教学能力基本是靠自学，很少接受教学法训练。特别是随着学习科学、心理学的发展，强调“以学习为中心”的教育，更需要教学学术的介入。

　　我国的高等教育已步入大众化、普及化时代，必须高度重视并适应学生的多元化特征。改变传统以讲授为主的教学模式，就要进行教学改革，而教学改革要经过科学训练，教学学术就是基于这种认识提出来的。大学的课程类型众多，不可能像中小学那样结合每门课程进行讲课训练，所以更要重视教学学术，把基本的原理方法教给教师，让他们把方法迁移到自己的学科专业，把教学经验上升为教学学术，指导教学改革。

　　2020 SoTL—China会议的主题是 “教与学学术：国际视野与本土实践”。会议将重点关注如何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下开展有效的教与学学术研究与实践，如何实现教学理念和教学模式的“本土化”，如何将教与学学术应用在不同学科和专业等，推动教学学术理念深入人心。

　　郑州大学社会科学处处长周倩

　　哲学社会科学科研管理体制期待新突破

　　2019年8月份，我开始担任郑州大学社会科学处处长。如何推动学校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再上新台阶是我的工作重心，也是2020年着力思考之处。

　　为什么要强调哲学社会科学？从历史上来看，西方国家的一流大学建设也存在重理轻文现象。不过，从二战后一些国外名校开始加强人文科学教育改革。他们认为，高校应该培养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统一的人才。哈佛大学要求任何专业的学生都要从历史、哲学、文学艺术、社会分析、道德伦理及外国文学这五大门类课程中，选修八种课程才能毕业。否则，培养的人只会是“半边人”或者是“工具人”。2015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了第三份调研报告《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被称之为“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文主义教育宣言”。

　　哲学社会科学不仅对人才培养意义重大，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同样重要。做好这项工作，主要有三个抓手——团队、平台和项目。目前研究中的学科交叉融合还不够。国内有呼声建议设置第14个学科门类——交叉学科，这很有必要。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还比较薄弱。就河南而言，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与全国发达省份相比仍有差距。郑州大学是B类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相比36所A类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水平尚有提升空间。因此，新的一年我将重点思考，如何通过做好管理工作，提高我校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数量、成果质量和服务水平。

　　2020年和未来，我乐见国家在哲学社会科学科研管理体制上，有如下新突破：

　　一是设立国家级成果奖励并实行年评制。目前我国最高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只有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而且三年才评审一次。设立国家级奖励并每年评审一次，将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产生极大的鼓舞作用。

　　二是提升国家级项目的类型、数量和资助额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总资助金额从2009年的71亿元增长到2019年的210亿元，面上项目等10类项目数达到41752项。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从2009年的4亿元增长到2019年的约20亿元，年度项目等3类项目立项总数只有5129项。项目类型、资助金额和数量远低于自然科学。在这些方面有实际行动，将是国家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直接体现。

　　三是实行项目负责人承诺制。国家杰青基金率先试点项目经费“包干制”，申请项目时无需编制预算。此举能否应用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管理中去，赋予项目负责人更大的经费使用自主权？这也是我所期盼的。

　　西安文理学院特聘教授赵硕

　　用欧盟伊拉斯谟+项目助力中国教师教育

　　2020年，欧盟的伊拉斯谟+项目将携手中国三所师范类院校，开启中国教师教育数字化教学和科研合作的进程。作为欧盟伊拉斯谟+项目“提升中国教师教育数字化创新能力研究”的中方团队负责人之一，这一年我的最大心愿，就是研究中国教师教育数字化创新能力与模式，做好与国外相关高校的研究合作，选拔优秀教师参加欧盟教师教育培训，同时协调好国内三所师范类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和西安文理学院的项目研究与协作关系。

　　欧盟伊拉斯谟+项目创设于2014年1月，主要用于创建应用于欧盟所有教育、训练及青年体育领域的交换和研究计划，是一项为世界各国提供欧洲高等教育机会的全球性计划。欧盟伊拉斯谟+数字化创意项目旨在提升中国教师教育环境中的数字创新能力，指导中国教师教育工作者的数字化创新教学和科研实践。

　　围绕该项目的实施，2020年期待在以下方面做一些设想和尝试性努力：

　　首先是将《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与中国大学慕课和小规模在线课程教学结合起来，增强我国师范类高校教师，尤其是师范高校外语教师的数字化创意教学能力。同时，将欧洲大学的创造力和技术创新理念融入我国教师教育环境，为我国师范类高校的教师教育工作者提供整合课堂创造力所需的数字化教学和科研能力。

　　其次是研究和探讨适应中国教师教育背景下的数字化教学科研认证体系。在国内师范类高校慕课和小规模在线课程教学的基础上，与国外大学共同设计、应用和验证面向我国教师教育的优质课程计划，包括数字化创意教学方法。

　　第三，以中英文向国内师范类高校推广数字化创意教学方法，将我国高等教育界与学习和技术创新相关的公司联系起来。

　　同时，按照伊拉斯谟+项目的数字化教育目标，今年我们还将携手欧洲大学，共同促进和提升职前教师以及在职教师的数字化能力，推进教育、教学或特定学科教学科研人员的数字化创新教育实践，采用跨学科的方法，将数字创意应用于不同学科，如STEM课程（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英语语言课程和艺术类等创造性表达课程。

　　在战胜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后的适当时间，我还计划召开一次有关提升中国教师教育数字化创新能力的研讨会，邀请项目的欧洲和国内合作大学以及其他师范类高校参加，交流相关的教学与科研成效，以适应未来我国教师教育的数字化创新能力。

　　2020，欧盟伊拉斯谟+项目将开启我国教师教育的新模式。